同时，保山市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和绿色生态产业，打造了中国五星级观鸟胜地百花岭、江东银杏村、全国农业旅游示范区潞江坝、中国最美油菜花田界头、云南原生山茶第一村和睦村等一批乡村旅游品牌，充分挖掘林业资源和生态优势，实现农民经营性收入渠道多元化。
还有一点就是踏破鞋子喊破嗓子，不如做出样子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老书记不仅把山林造出来了，也将附近的路修通了。
就是说，他放弃到省城去安享晚年，就想为施甸人民实实在在的办一件好事。我到太平之后，最基本的打扫卫生都是由我带头做起，我们个人到伙食团去吃饭要缴票，到村上吃饭要掏钱，这些都是从我做起。老书记从这三大效益跟百姓讲造林的必要性，生产队队长理解了之后，老百姓的思想工作就容易了许多，在群众不理解的情况下，老书记总是很耐心地跟大家讲解造林的好处，以及树林防护工作，所以老书记在大亮山一带威望很高。老书记还有一整套的修剪技术、嫁接技术，老书记实实在在的为我们做出了榜样，所以我们也紧跟老书记的步伐，去育苗、打塘、种树。采访组：通过跟杨善洲同志这么长时间的接触，您从他身上学到了些什么？杨光璧：从老书记的身上，我学到了：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
这些方面也鼓励了我，教育了我，启发了我：共产党员要有鞠躬尽瘁的精神和死而后已的初心。整个造林的指标是第一年完成一万亩，第二年也是完成一万亩。他每天还走路到姚关街，请医生来帮奶奶看病。
后来，为了不拖累我们，爸爸硬是把刚刚盖起还没入住的新房给卖了。当年，我没能考上大学，想回施甸找点事情做。当时，乡领导给县委办打电话，县委办的同志了解爸爸的脾气，如果是专门派车，爸爸肯定不坐。采访对象：杨惠兰，杨善洲同志二女儿，1964年8月生，1983年9月参加工作，2019年8月退休。
这前后长达60年的时间里，他很忙，忙得经常顾不了家。妈妈说：我来看你一眼，你好了就回去。
在我读初二的时候，爸爸把我接到保山读书。有时候，他还会带我去看场电影。他每天都会早早地买好早点带给妈妈，守到夜里很晚才回去，每次吃饭，他都要亲自端到妈妈的床前。房子盖起后，我妈妈专程找到爸爸商量，让他凑点钱帮助儿女们还账。
爸爸生前常说：公家配车是为了工作，为了私事怎么能用公家的车呢？我记得，1981年4月的一天，爸爸与我一起从姚关老家返回保山。先后在姚关摆马小学、白云小学、姚关中心小学、施甸县示范小学、中共施甸县委党校工作。顿时，涌入我脑海的，都是爸爸关心我们的那些美好回忆。有一天，乡民政干部杨位斌来家里，看到了我家的困难，便特意给我家送来了30斤救济大米和30斤粮票。
采访组：您为您的妈妈觉得委屈吗？杨惠兰：曾经，我们真为妈妈觉得委屈。妈妈在医院守了爸爸三天，这三天，不管如何疼痛，爸爸都强忍着不出声，那是因为他不想让妈妈担心。
爸爸知道这件事后，还是批评了县里派车的同志。然而他生病了，却不要妈妈去看他、陪他。
我们三姐妹出生的时候，爸爸都没有回家。可爸爸不这样看，有一次，有一位记者对他刨根问底，把爸爸问急了，他便大声地反问记者：我是共产党员，哪能光想着自己？把自己的家搞得富丽堂皇，别人却过着艰难的日子，那么，我们常说的为人民服务，不就成了骗人的假话了吗？采访组：您的妈妈特别不容易，你父亲有没有对她表达过歉疚？杨惠兰：在爸爸的内心深处，他觉得这一辈子歉疚最多的人就是我的妈妈。记得上小学时，有一天，老师教给我一首好听的儿歌：爸爸是一棵大树，妈妈是一棵大树。爸爸担任保山地委书记的时候，按当时的政策，妈妈和我们姐妹都可以农转非。我妈妈让人捎信给爸爸，让他凑点钱回家修整老屋。爸爸和妈妈结婚60多年，我们姐妹曾反复计算过，他们夫妻相聚的日子不会超过两年。
杨惠兰：和爸爸怄气，都是因为爸爸这棵大树靠不上。差不多过了半年，我妈妈硬是东拼西凑，才还清了这笔粮款。
晚上，爸爸在奶奶的屋内搭了一张小床，整夜守在奶奶身边，陪奶奶说话，给奶奶端药递水。这大米和粮票要攒了还给公家。
有一次，我发现自己的枕头底下多了一把梳子，后来才得知是爸爸给我放的，细心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到了爱美的年龄。就在爸爸最后一次生病住院时，妈妈到医院去看望他。
爸爸去世后，在整理他的文稿时，翻开一本发黄的日记，我们读到了多年来埋藏在他心里的对家庭的歉疚：我出来工作，家庭是很困难的，家有老母亲、老伴儿，后来又有3个娃娃，就靠老伴儿在家养老供小有人说我不仁义，对家庭欠债很多。最后，他们安排了一辆车，朝大路迎面开来，碰面时不停车，相遇几公里后再返回来，借口对我爸爸说刚办完事，可顺便搭乘。在保山，爸爸每个月给我买好饭菜票，还给我6块钱的零花钱。妈妈说：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公家归公家，个人归个人，我晓得他的性格，我可以少吃点，但娃娃们饿着可怜啊40多年后，讲起这件事，妈妈仍然一脸的委屈。
事后不久，不知爸爸是怎么知道的，他就问：难道家里真的没吃的了？当着众人的面，我妈妈只好说：家里还有一点点。爸爸东找西搜，拿出了9600元。
爸爸长年在外，妈妈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，家里粮食不够吃，她就上山找来野菜度日。1975年的雨季，家里的老屋一到下雨就漏得不行。
先是到茶厂做零工，后来又到小学代课。爸爸1951年参加工作，1988年退休，随后他又上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20多年。
但是，当时只有这样选择，不然，革命不成功，家庭无从说起读到爸爸曾经写下的这段带着温度的文字，我的内心五味杂陈，泣不成声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是三岁多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爸爸，当妈妈让我叫爸爸的时候，我却害怕得直往妈妈身后躲。采访组：詹应泽 戴子红 张原华 鲁兴勇采访时间：2017年12月21日采访地点：施甸县委党校采访组：杨惠兰同志，您好。当时突遇大雨，我们父女二人到姚关乡政府躲雨。
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我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的爸爸是地委书记呀。我妈妈吃惊地问他：你几十年就攒了这么一小点钱？爸爸摆了摆手说：别人不理解我，你还不理解？我真的没有钱。
我们的妈妈一个人支撑起这个家，她太苦了。乡领导担心我们的安全，从供销社调来了一辆车来送我们，爸爸硬是不坐。
采访组：当家里遇到实际困难的时候，杨善洲同志会不会给你们提供经济上的帮助？杨惠兰：我的爸爸是一个贫穷的大官儿。弥留之际，他挣扎着叮嘱我们，要把一部分骨灰埋葬在老家的后山上，将来陪伴妈妈。